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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,爷爷家五个儿子,父亲是长子,按照习惯,儿子结了婚就要分家单过。听父母讲,我是农历腊月出生,第二年开春化冻了就开始操办盖房子,当年秋天全家就搬进去了,可以说,家的老屋比我的年龄才稍小些。
那时农村房子大都是板打墙,也叫“干打垒”,家里条件所限,连墙跟脚都不曾挖砌,就平地起,将两块长且宽的木板用长棍和绳子固定,构成一个适当宽度的“槽”,几人填土于槽内,几人手持石夯锤轮番夯打。土要湿乎些的,时不时还要洒上点儿麦秸麦壳,起到“勾芡”的作用,这板打好后取下再接着打下一板,需要高度就把两块板子往上提后固定好,以上一板打好的墙为基础接着填土夯打,如此反复。所有的墙都建好后,通常要用钉耙一类的工具将墙面耧齐找平,将里外摊上细泥抹平。此外,后面的工序,用土坯垒上山墙,在两面山墙之间搭上檩木,一间房下来总要十几根,因为要承重,檩木要求相对粗一些。檩木上面是与其垂直密密排放的柳树榆树条或者高粱秸秆,而且往往是一小捆一小捆的,也应该是为了承重抗压,然后在上面抹上非常厚的泥,俗称“上巴泥”。再安上门窗,房子就算是建成了,除了有点儿木头,它活脱脱就是一个土房。
儿时对老屋的记忆,大多是美好的,那是一家人围着炕桌品味粗茶淡饭的地方;那是一家人挤在一铺热炕上酣然入梦的地方;那是烟囱冒出一缕炊烟就能让你有饥饿感的地方;那是窗外透出一片亮光就能让你听到母亲呼唤的地方……那也是为一家人遮风避雨的地方,房顶是土的,一般下雨不会漏水,但是,如果遇到夏季的连雨天,房子就会漏水,外面下大雨,里面下小雨,滴滴答答,于是把各种盆放在地上和炕上接住渗下来的雨水。来不及修缮,父母就先做一些应急处理,找一块塑料布苫在可能漏水的屋顶,拿几块砖头压上。再后来,有点儿条件了,就陆续把房顶铺上了瓦,把房子的四周都抹上了白灰,还用砖和水泥板紧贴着墙根做了一圈“围子”,免去了日后的风蚀雨刷,这可能就是老百姓戏称的“穿靴带帽”。
老屋那些年变化大的是窗户,记得小时候,窗户是上下两扇,底下那扇是固定的,上面那扇是活动的,每次打开都要抬起来,屋内顶棚悬挂一根带钩的细绳,用钩子勾住窗框,就固定住了。由于密封性差,风沙天,屋里的窗台甚至炕上都是一层土;下雨天,则顺着窗户缝往里潲雨,窗台是擦了又擦。后来,窗户换成了平开的三扇窗,中间一扇固定,左右两扇可以打开,窗框的相应部位安有插销,插好后防止从外面被打开。再后来,又换成了推拉开的塑钢窗,密封性越来越好了。
年年都有变化的莫过于过年糊屋子。儿时的过年,年味十足,进了腊月,就开始有年味了。杀猪、蒸干粮、撒年糕、做豆腐,筹备各种食材,还有小孩热盼的,穿新衣、放鞭炮、吃饺子。说起糊屋子,有的地方也叫“糊墙”“糊棚”,实际意思差不多。一年到头,屋子里的墙面、顶棚难免有些破旧,在往年的基础上再糊上一层新纸,既干净又保暖。纸张通常是从市场上买些报纸,好一点儿的买些大白纸。从调制糨子开始就是个技术活儿,用适当温度的水,将白面调成适当稠度的“粘合剂”,用刷子蘸好糨子,从纸的四个边刷起,只有外边的这一圈刷均匀了,纸才能糊得好,不翘边、不卷边,不留洇渍。纸的中间再来几刷子,将纸的一边粘住,用小笤帚一扫,纸就服服帖帖地粘到墙上了。同时,还要注意每张纸之间的压边、对角、走线,才能保证整个屋子糊完后,看着是一个整体。不是所有的屋子都糊上纸,那可有些奢侈,只是住人的屋子才有这待遇,我始终记得,不咋住人的西屋和有灶间的外屋,就几乎没糊过纸。
1984年我上初中,开始住校,只有周末和寒暑假住在老屋;上高中,进了县城读书,回来住的日子又少了些;上大学,也就是寒暑假住那么一阵子;参加工作先是在县城,回家住就有时有晌了,后来到了市里,回老家的时候屈指可数,自从父母搬到了县城,家的老屋就再没人住过。
没人住的院落,很快就会变得破败不堪,夏天杂草丛生,冬天萧瑟荒凉;没人住的老屋,自然也没了生气,就像一个留守的孤寡老人,静静地伫立在那里,任凭日晒风吹,霜打雨淋,默默承受。半个世纪,悠悠岁月,它见证了一个普通农家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。之余,蓦然觉得,它给了我家人般的庇护,给了我亲人般的温暖,虽多年不曾亲近它,带给我的依然是淡淡的乡愁,扯不断的思念。
有一年,陪母亲回老院子看看。三间老屋还在,西边的两间厢房也在,只是为防止牲口祸害,门窗用砖头封堵了大半,看着格外可怜,也知道不可能搬回来住了,早晚要拆扒,心里不是个滋味。就像是与一个老友道别,从此再也不见。
前几年,听父母说,二叔过来商量家里老院子转让的事,要养牛,后来还是给了二叔。老屋给拆了,夷为平地,院子改造的面目全非,成了牛圈和饲料场。我曾回去过几次,几乎找不到当年的一点儿痕迹了,老屋,真的是再也不见,只剩思念。